中国社会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行  龙   

    ８０年代以来，顺应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潮流，伴随着国内外学术交流和发展的步伐，中国社会史研究在传统史学领域中异军突起，成就斐然。然而，迄今为止，社会史研究中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仍未得到很好的解决，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中国社会史研究在新世纪的走向及其进一步的健康发展。笔者不揣浅陋，现议及三题，愿就教于方家。

一、“专史说”与“范式说”

    ８０年代中期中国社会史复兴伊始，有关其学术定位的问题就一直处在热烈的讨论过程中。大体而言，社会史复兴的前十年间，多数学者将其定位于同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平行的专门史。最近几年来，又有一些学者从历史研究的“范式”意义出发，认为社会史并不是历史学中的专门史或分支，而是一种审视历史的新视角、新态度和新方法。此所谓“专史说”和“范式说”。社会史研究领域出现“专史说”和“范式说”，其实是符合逻辑的顺理成章之事，从社会史产生和发展的学术背景来看，西方和中国社会史的研究某种程度上有着共同的经历。

    西方社会史是在批判１９世纪占主导地位的兰克为代表的实证史学基础上产生的，兰克史学注重叙述事件而缺少推理分析；注重抄录史实而不作概括归纳；注重研究个人而忽视集团；注重上层人物而忽视下层民众，是一种“事件的历史”和“叙述的历史”。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群众解放运动及全球性世界的形成，极大地改变了西方社会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传统文化，这一变化同样在思想界及史学界引起激烈争论。在批判兰克史学的基础上，一些史学家身体力行，以自己的史学实践反对政治史而从事社会史。其实，早在十八世纪，被称为社会史鼻祖的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就不失为一部生动反映该时代法国社会生活图景的不朽史书。德国史家希棱《论古代各国的政治、交通和商业》一书，充分强调人类物质生活如实物、衣服、居住条件等对历史发展的决定性作用，提出了以描述社会生活为主要目标的社会史图式。１９２９年，法国年鉴派创始人费弗尔和布洛克联合创办《经济社会史年鉴》，刊物的名称就显示出他们一反传统史学只注重政治、军事。外交史的倾向，而以经济史、社会史为重的雄心。费弗尔早在其１９２２年出版的《土地与人类演进：历史地理学引论》中就提出，史学家不能仅限于探究地理因素对于某桩政治、军事事件的影响，“他们感兴趣的是诸民族生活的各方面，包括物质和精神文化、科学、艺术、信仰、工业、商业、社会阶层和团体的总体发展。”在英国，屈威廉更明确地表述“撇开政治的人民史就是社会史。”可以说，西方社会史是作为反对以政治史为主的传统史学而面世的，一些史家也是把社会史作为一门专史来界定的，社会生活诸领域是早期西方社会史研究的重要方面。

    值得重视的是，西方社会史学界，尤其是年鉴学派在从事社会史研究的过程中，非常强调其新视角和方法论的意义。《年鉴》创刊伊始的８人编委会中，除了４位历史学家外，还有地理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各１人。其办刊方针首先是要打破史学研究的专业局限和学科局限。年鉴学派创始人正是考虑到“社会”一词的模糊性和包容性而为刊物命名：“我们完全知道，在目前，  ‘社会’作为一个形容词，由于含义过多而最终会变得毫无意义……确切地说，正因为该词含义‘模糊’，我们才同意让这一根据历史的旨意而创造出来的词来命名一本不想受任何框框约束的杂志。”在年鉴学派的史学实践中，新史料、新手段和新技术，结构分析法、跨学科研究法、全面审视法等都得到了充分的利用与展示。巴勒克拉夫对年鉴派史学作过这样的评述：“它的目标不是为了推行某种新教条或新哲学，而是要求一种新态度和新方法。它不是把历史学家限制在某种严格的理论框框中，而是开拓新的视野。”

    中国社会史的产生与复兴与西方几乎有着大致相同的学术背景。上世纪之交，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就曾猛烈批判旧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述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的种种弊端。８０年代社会史研究在中国的复兴明显受到社会实践和思想解放的冲击。一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主的轨道上来，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自上而下地全面展开，这一历史的转折在社会生活领域引起了明显的变化，全面地正确地理解中国历史和国情，成为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正视的问题。另一方面，随着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进程，西方的史学理论，包括社会史的理论与方法开始引入我国，史学界越来越感觉到，一个时期以来，以政治史尤其是以阶级斗争为主导的史学研究，并不能反映历史的全部与真实，补充既往史学研究模式而丧失的历史内容成为多数社会史研究者的共识，由此社会史研究在中国得以复兴。应该说，８０年代社会史研究在中国复兴后，多数学者将其视为历史学中的专门史，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社会问题、社会关系、社会控制等是其研究的主要内容。但是，学者们并没有完全忽视社会史学的方法论意义，他们一面在呼吁更新研究者的知识结构，一面在提倡和运用诸如计量法、学科渗透法、比较法和新史料等新的方法和手段，至于其实践的效果如何是另一个问题。

    总之，中西社会史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大致相同的学术背景。“专史说”与“范式说”并不互相矛盾，更没有高下之分。从社会史初期的研究对象来说，中西之间某种程度上也有大体相同的范畴，霍布斯鲍姆列举的英国五、六十年代“令人感兴趣的社会史研究”课题，就包括人口与家族血缘关系；城市；阶级和社会团体；“心智”、集体意识或“文化”；社会变迁；社会运动或社会反抗现象。从具有具体研究对象和内容的学科意义上来讲，社会史可以说是一种专门史。另一方面，从史学研究的方法和视角来讲，社会史以其鲜明的总体史追求、自下而上的视角与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为陈旧的史学研究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它又是一种新的“范式”，两者都是社会史蕴含的本质内容。    “一门学科并不完全通过它的对象来被定义，它所具有的限制也完全可以以它方法的特殊性质来被确定。”年鉴派大师布洛克此语应当对我们的讨论有所启迪。

二、“总体史”与“碎化”

    西方社会史从它的诞生之日起，就高举“总体史”的旗帜向传统史学发起了冲击。在年鉴派创始人那里，总体史应该包括人类的全部活动，是“属于人类，取决于人类，服务于人类的一切，是表达人类，说明人类的存在、活动、爱好和方式的一切。”布洛克宣称，“历史不容画地为牢”，“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第二代年鉴派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以其著名的“长时段”理论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总体史的思想，他不仅坚持从整个人类社会的宏观范围说明总体史，而且将地理环境、气候等一切与人类社会相关的领域都视作为总体史关注的领域。布罗代尔的名著《至１８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就是总体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然而，企图包容一切的总体史设想本身就有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这是因为人类社会无所不有，布氏所谓的“集合的集合”更是无穷无尽。布罗代尔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一面在不懈地追求总体史的目标，一面又敏锐地意识到“无所不包，但永远不能囊括一切”，“理想的办法是先就一个问题进行全面叙述，并且一气呵成，但这是不可能实现的理想。”

    年鉴派史学对总体史目标的设立，极大地拓宽了史学研究的领域。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就包括了山脉、平原、海岸、岛屿、气候、城市、交通、人口、劳动力、物价、商业、财政、运输、海盗、宗教、文化、战争等各个方面。６０年代末至７０年代初，随着年鉴学派第二代向第三代的过渡，年鉴派史学也进人到“新史学”阶段，新一代的年鉴派代表人物不仅表现出强烈的革新精神，而且表现出一种明显的离心倾向，他们不仅恢复了政治史、叙述史的地位，而且把研究进一步引向心态史和历史人类学。气候、人体、性爱、饮食、起居、举止、死亡、恐惧、民俗、信仰、家庭、婚变、神话、传说、想象等均成为新史学的重要研究领域，诺拉径直将此称为“历史学爆炸”，他公开宣称：“对我来说，正是总体历史这一概念在今天成了问题……，我们处于史学碎化、多元、膨胀直至追求新奇的时代。”值得重视的是，总体史是三代年鉴派学人自始至终为之奋斗的目标，虽然他们在研究领域上各有侧重，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保持总体化的眼光”。第三代年鉴派学人研究的重点已不在于全面探索社会历史的各个领域，他们更多地倾向于大量专题性的、地方性的或专门领域的研究。但是，正如勒高夫指出的那样：“新史学所表现的是整体的、总体的历史，它所要求的是史学全部领域的革新。”

    中国社会史学界也有“真正能够反映过去了的时代全部面貌的应该是通史，而通史总是社会史”的一家之言，但这里的社会史主要是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形式模式立论，意在通史中应有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社会意识等方面的内容，此与年鉴派的总体史有着本质的不同。也许是中国社会史复兴之后即被界定为专门史的缘故，或者由于社会史在中国开展的时间有限，史学的“碎化”在中国并没有西方那样强烈的反应。但是，它决不等于说，中国社会史学界没有“碎化”的倾向。由于社会史的定义五花八门，社会史研究的对象更是包罗繁芜，许多研究仅满足于题目的新鲜而忽视对社会史理论的体会与领悟，以致陷于具体问题的琐碎考证和欣赏性描述。己经有人讥讽我们的社会史是一个大杂物筐，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等包括不了的，什么婆婆妈妈的事，都可以往这个框里装。这不能不说是社会史研究者应当重视的问题。

    社会史的定义及其具体研究对象，在中西方社会史学界历来众说纷坛，迄无定论，这是社会史本身的学科特征所决定的，研究者赋予社会史不同的定义和内涵完全是一种正常的学术现象。关键的问题是，学者们只有在充分理解社会史的学科特征，并在具体研究实践中领悟体验，才能赋予具体研究以“社会史”意义，才能写出真正“社会史”意义上的作品来。要避免社会史的“碎化”现象，关键还是要把握总体史的方向。

    有关年鉴学派对总体史的表述，第三代代表人物勒高夫的概括相当全面：“这里所要求的历史不仅是政治史、军事史和外交史，而且还是经济史、人口史、技术史和习俗史；不仅是君王和大人物的历史，而且还是所有人的历史；这是结构的历史，而不仅仅是事件的历史；这是有演进的、变革的运动着的历史，不是停留的，描述性的历史；是有分析的，有说明的历史，而不再是纯叙述的历史：总之是一种总体的历史。”由此可见，总体史并不仅仅限于其研究范围的扩大，新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尤其是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也是总体史蕴含的主要内容。总体论此概念既是认识论的又是方法论的，只有从认识论上确定研究对象的整体性和总体性，从方法论上在具体研究中把握总体性，才能“保持总体化的眼光。”其实，即使在相当数量的地方性和专题性的研究中，年鉴派史学也都体现出明确的总体史方向。比如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１２９４—１３２４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其研究对象只是中世纪法国南部一个拥有数百人的村庄，但它却试图把构成和表现１４世纪初蒙塔尤社区生活的各种参数—一揭示出来，“明确表示了新史学的总体研究愿望。”其它如古贝尔的 （ ６０ｂｅ１７３０年的博韦与博韦人》，拉杜里的《朗格多克地区的农民》、瓦絮代勒的《战败者的观念》等都属于某一领域的开创性著作，它们“常常以各种方式来表示它们不受任何专业限制的雄心。”    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确定和把握总体性，始终保持总体化的眼光，才能使社会史走出“碎化”的阴影。

三、借鉴吸收与“本土化”

    如果我们把１９２９年布洛克和费弗尔创办《经济社会史年鉴》作为现代意义上社会史研究开端的话，西方社会史已经走过了七十年的历程。七十年来，由年鉴派开创的社会史研究早已走出法国而走向世界，社会史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史学。年鉴派三代学人撰写的一大批震动国际史坛的著作，极大地推动了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各国历史学的发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年鉴派史学模式是当今国际历史学发展过程中最有影响和意义的史学。由于时代和历史的原因，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史在西方问世将近半个世纪后才娜娜走向中国。七、八十年代之交，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闸门一经开启，中西之间的学术交流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在现实和理论的双重推动下，中国社会史研究勃然复兴。在迄今为止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从形式上看，中国社会史学界已经过了对社会史概念与范畴、理论与方法、通史与专史等学科建设基本问题的讨论；大到系列的社会史丛书、断代的社会史研究，小到区域的社会史研究、各种各样的专题研究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尝试；西方社会史学界的代表性人物如布罗代尔、布洛克、勒华拉杜里及其代表著作纷纷以中文版问世，评介西方主要国家如法国、英国、美国、德国社会史研究的论著、论文更是令人目不暇接。然而，我们一面为中国社会史研究取得的成就而高兴，一面又为它表现出的稚嫩和问题而担忧。在借鉴吸收西方社会史研究有益成果的基础上，不少学者已发出了“社会史研究需要本土化”的呼声。 社会史研究的“本土化”，本来就是年鉴派史学十分强调的问题。布洛克曾提出一个著名的公式：“通过过去来理解现在，通过现在来理解过去。”年鉴派史学不是让史料自己说话的实证史学，“而是由历史学家提出问题的史学”。简言之即“问题的史学”。问题史学视历史学和其他各门科学的研究程序相同，首先应提出假说，提出要解决的问题然后搜集和分析史料，证明假说成立与否，最后解决问题，找出历史过程的逻辑。这就是说，历史研究象其他各门科学一样，应从现实的问题出发，然后通过历史来认识问题。客观地讲，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和地区有着不同的现在和过去，中西之间就有着不同的现在与过去。历史与现实奇妙地沟通，现实的中国与历史的中国紧相粘连。中国社会史应该有自己的时代精神和历史使命，应该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化的中国社会史。社会史学者只有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生活中去，才会发现社会史的问题；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积极借鉴吸收西方社会史的理论与方法，才能进一步解决这些问题，才能写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社会史论著。要使中国社会史研究本土化，还有一课需要补上，这就是社会史的资料建设和利用。正是由于社会史研究在中国复兴时间有限，西方各种社会史的理论方法一时间纷纷引入，当人们还来不及完全吸收消化的时候，形式各样的社会史研究己全面铺开，这种不求深入只顾展开的现象使我们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社会史资料的建设和利用。众所周知，任何一门历史学科的充实与发展，系统地整理和发掘资料都是必需的基础工作。对于极为分散的社会史资料，不仅需要花大力气搜集整理，而且需要从社会史角度加以利用，这一点在年鉴派史学中也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勒高夫认为，新史学扩大了历史文献的范围，甚至是经历了一场“资料革命”，“这些史料包括各种书写材料、图像材料、考古发掘成果、口头资料等。一个统计数字，一条价格曲线，一张照片或一部电影、古代的一块化石、一件工具或一个教堂的还原物，对于新史学而言都是第一层次的史料。”中国社会史研究有着丰富的资料来源，除了卷帙浩繁的正史外，志书、笔记、家谱、档案、报刊、日记，甚至小说、戏曲、文物、遗迹等无不透漏着社会史的信息。中国的社会史有着不同于西方社会史的问题，更有着不同于西方的社会史资料。可以断言，没有中国自身丰富的社会史资料来源，就不可能产生具有中国本土化的社会史论著。我们已经高兴地看到，系统地搜集和整理社会史资料，哪怕是自己研究的某一领域的专题性资料，已经开始引起部分社会史学者的重视，更有一些中青年学者走出校园和研究所。从田野调查中体验生活，获取图书馆里得不到的资料。然而，中国社会史资料犹如一片广表的田野，尚需不懈地开发和耕耘。

    社会史是一门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学科。中国社会史研究方兴未艾，我们既要看到社会史研究已经取得的成就，更应关注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的方向。在即将出现的二十一世纪中国史坛上，社会史将占有她应有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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